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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供应链在疫情发生之前就有比较大的风险，有一些进口产品对供应链非常重要，却是不安全的，中国需要对供应链的安全做出更好的安排。疫情使得对供应链安全的关注增大，不仅仅是中国，其他国家可能也在考虑。所以一方面中国要保障供应链的安全，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脱离全球供应链体系。如果所有东西都自给自足，对效率也会产生不利影响。所以要做两手准备，一方面要底线思维，安全上有所保障，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。中国过去这些年一直受益于全球化，未来还应该继续受益，但同时要考虑供应链安全。

业内人士表示，此次开放新政的提出是对前一阶段金融开放总体方向、政策原则的落实和深化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去年博鳌论坛上提出金融开放要坚持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原则，这也是金融开放的最终目标。本次开放措施中的部分内容是对此原则的延续。“比如同时取消外资银行对中资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上限，体现了外资和中资的一致性标准。在业务准入方面，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审批，允许外资银行开业时即可经营人民币业务，这也是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体现。”他说。

回顾此前出现的“忽悠式回购”，会发现其与当初的相关配套制度不够完善有一定关联。一方面，政策支持力度不足，上市公司缺乏灵活的市场化手段；另一方面，惩罚机制不完善，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成本较低。上市公司发布股份回购方案，如果最终成为一张“空头支票”，不仅会伤害中小投资者的感情和合法利益，还会严重影响资本市场诚信体系建设。因此，完善A股市场股份回购制度，对于健全市场内生稳定机制，促进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重大。

今年1月份，小米集团剥离出红米手机，使其进行独立品牌运营。在孙燕飚看来，小米是想用红米来践行真正的极致性价比战略，并且该战略不是针对中国市场，而是专门锁定印度市场，这将对三星产生越来越大的威胁。丁道师表示，目前印度手机市场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，就是本土的品牌和技术实力非常薄弱，当前主要的玩家还是中国和韩国的相关品牌，包括三星、小米、OPPO、vivo等，接下来，也是这些手机厂商开启竞争的关键时刻。

“从首发募资规模的这个角度看，中国广核对于深交所的意义比较大。”上述投行人士坦言，“这说明深交所有接纳规模更大企业的能力。”有业内人士认为，深交所对更大规模企业的接纳，意味着沪深交易所围绕同类型企业的竞争或将更加激烈。“早年的沪深交易所之间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互补性，过去上交所更多定位于大型国企、金融机构、传统行业大型企业，深交所则定位于中小规模企业、创业型企业。”一位接近监管层的投行人士表示，“但伴随A股市场制度改革的深化，两个交易所体现制度互补的同时，也在表现更加明显的竞争性，尤其是在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，两个交易所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也将表现为制度上的竞争，但这对于完善资本市场改革来说并不是坏事。”

既然30年前的特朗普已经形成了一些今日得以实践的“政观”，那么他的行为方式、思维方式，或许我们也可以在这本书中，寻得他当下依然在践行的“交易观”、“叫价法”、“商战守则”。知己知彼。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，这种梳理大约也是有益的。计算与强硬40岁时的特朗普比较谦虚。当然，在书中提到的，都是他的得意之作、经典案例。